二十年的等待，百万元的退税，为何最终变成一纸“十万补助”的调解书？
一、 一场始于二十年前的“承诺”
故事的主角，是山东某县一家经营草柳工艺品的小公司（以下称为A公司）。时间要回溯到本世纪初，2003年，这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出口创汇的号召，辛苦将一批批工艺品卖往海外。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，出口企业可以享受一次性退税，这是国家鼓励外贸的明文规定，也是许多小微企业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。
从2003年到2005年，A公司依法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了出口退税。关键点来了：他们持有的、盖有税务部门鲜红公章的多份《申报表》清晰显示，截至2005年4月，经税务部门初步审核确认，应退税额为105万余元。 这白纸黑字加上红章，在普通人看来，不就是国家对该笔债权的确认吗？
然而，这一等，就是漫长的十几年。这笔明明被“确认”过的退税款，就像吊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，看得见，却永远吃不到。
二、 漫长的维权路与诡异的“转折”
据当事人叙述：为了讨回这笔维系生机的钱，A公司踏上了漫长的维权路。他们找过各级部门，也聘请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鉴证，报告同样支持其退税主张。最终，事情走上了法律途径。
2019年，法Y作出判决，明确认定当地税务部门对A公司的退税申请“不作为”行为违法，并要求其作出处理。看来，曙光就在眼前了。
但接下来的发展，却让人大跌眼镜。2020年，税务部门作出了处理决定——一份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，结论仍然是：不予退税。 理由与此前大同小异。刚刚赢了的官司，似乎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更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2021年。在A公司就此新决定再次提起的行政诉讼中，法Y没有作出判决，而是出具了一份《行政调解书》。调解内容概括起来就是：税务部门支付A公司10万元，名目是“经济补助”；而A公司则需放弃对105万余元退税款的追索，并承诺“息诉罢访”。
十年血汗钱，百万元债权，就这样被一纸调解书，“置换”成了十万元的“补助”。
三、 令人费解的“调解”，与无法回答的疑问
作为一名旁观者，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疑问，我相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也会问：
1. “调解”的合法性何在？ 根据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，行政诉讼的核心是审查行政行为的“合法性”。税务局不予退税的决定是否合法，这本应是一个由法律明确裁断的是非题，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“价格问题”。用10万元“买断”一个可能高达105万的合法债权主张，这种调解，是否模糊了法律的边界，用“和稀泥”代替了“断是非”？
2. 公章的意义何在？ 那枚盖在申报表上的税务公章，代表着国家的公信力。如果当年审核确认的程序可以被日后一纸文书轻易否定，那么企业赖以信任的行政文件，其严肃性何在？今天可以这样对待A公司，明天是否也可以用类似方式对待其他企业？
3. 小微企业的出路何在？ A公司为了这笔退税，奔波了近二十年，耗费了巨大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最终等来的，是一个用极不对等的条件达成的“和解”。这不禁让人想问：当一家小微企业依据国家政策主张权利时，为何如此艰难？这种解决方式，是在化解矛盾，还是在助长“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老实人吃亏”的潜规则？
4. 为什么税务部门不按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下一号执行，法Y为什么没有采用？
这笔退税款就是2003年度清算留下来的税款。
四、 他的呼声
我写下这些，并非要指责某个具体的部门或个人。而是想通过这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，唤起大家对营商环境中“法治”与“诚信”基础的关注。
我们鼓励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发展，口号喊得响亮，但更需要落到实处的、可预期的法治环境。政策的稳定性、政府承诺的公信力，比任何临时性的“补助”都重要。
105万与10万之间，差的不仅仅是95万元的金额，更可能是一家企业曾经的发展希望，是法律应有的刚性和尊严，是人们对“按规矩办事”这份信念的坚守。
一份被“无视”的异议书：债务人破产后，245万为何被强行划走？
今天，我想分享一份尘封的法律文书，它记录了一起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“案中案”。它的离奇之处，不仅在于债务纠葛，更在于后续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司法操作。
故事始于十几年前的一笔外贸欠款。
山东一家工艺品公司（下称A公司）和美国某公司（下称B公司）做生意，被拖欠了30多万美元货款。官司打到法Y，A公司胜诉了。这起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，事实清楚。
转折，发生在“执行”阶段。
为讨回欠款，法Y查封了B公司在中国一家关联公司（C公司）的房产。关键点来了：在查封期间，负责房产登记的某地房管局，竟违规为这套已被查封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。这一步“昏招”，成了后来一系列风暴的起点。
真正的“风暴眼”，是一份破产裁定。
2011年，那家被查封房产的C公司，被当地法Y正式裁定进入破产程序。（法Y查封财产期间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任何人及单位是不能做任何抵押的，但房管局却违规给C公司办理抵押。这其中是否有我们所不知情的问题存在？）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企业一旦破产，针对它的所有“强制执行”依法必须立即“中止”，所有财产要交给破产法Y统一处理，公平地分给所有债主。这是《企业破产法》白纸黑字的铁律。
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颠覆了认知。
就在C公司破产之后，负责执行A公司债权的山东某区法Y，不仅没有“中止执行”，反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将当初那个违规办理抵押的房管局，追加为“被执行人”！ 紧接着，在2012年，强行从这家房管局的账户上划走了245万元。
房管局当场就“炸”了，递交了白纸黑字的异议书。其理由非常硬核，直指两个致命问题：
第一，C公司都破产了，你凭什么不依法中止执行？
第二，你查封的房子还好端端在那儿，没丢也没毁，A公司的损失根本还没发生、也无法确定，你凭什么就让我先赔245万？
这两个问题，问在了法律的死穴上。尤其是第一个，依据的是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九条的强制性规定。
但更令人费解的是法Y的回应。
面对这份直指核心、援引了具体法律条款的异议，该区法Y在2012年4月作出的裁定书中，对“破产程序应中止执行”这个最要害的质疑，竟然只字未提，完全回避。它只是强调房管局违规办理抵押有过错，所以执行它“符合规定”。
于是，这笔245万，就在债务人破产、损失不确定的背景下，从地方财政账户（或公共资金）中，被划走了。
钱划走后，去向更成了一笔“糊涂账”。
债权人A公司最终只收到165万货款，后来A公司多次向法Y催要明确给出一份支教明细，院方称在2013年3月4日退回50多万元，并且执行费高达27万多元，这远超国家标准的“执行费”且房管局并没有收到法Y一笔50多万元的“退款”；这接近80多万的货款是否被个人贪污？
最后当事人请求上级领导给A公司一个完整的答复，并且把剩余款项支付给A公司及各项经济损失。
每一个环节，似乎都与法律追求的严谨、公正背道而驰。那份明确指出“破产后应中止执行”的异议书，仿佛被选择性遗忘了。
相关部门严重失职。法Y已明确查封房产，但该部门却在查封期间，公然违规为被查封资产办理了抵押登记。这一行为直接对抗了司法权威，导致后续执行混乱，债权人合法权益严重受损，是典型的滥用职权与不作为，致使生效判决成为一纸空文。
来源：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853376138841647288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