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 济南一项目欠薪问题调查
2026 年 1 月 30 日,济南高新区,一份《欠农民工工资花名册》被递到十几名工人面前。花名册上,二次结构班组 18 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一字排开:应发工资 1532650 元,实发工资 630250 元,剩余工资 869400 元。落款处,班组长按上红手印,另附一行说明 —— 总承包单位已代付 5 万元现金、29 万元抵房款,仍欠 869400 元。
这一天,距法院就该项目班组长王某生一案作出判决,已过去三年多。
一条链子,七双手
碧桂园凤凰中心项目位于济南高新区,2018 年 4 月动工,2021 年 4 月交付。开发企业为碧桂园系公司,总承包单位是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,劳务分包为济南建友劳务中心。建友中心把劳务转包给周某,周某再把砌体、二次结构工程分包给王某生班组。一条工程链层层分包,每一层留下一道应付款项的口子,风险逐级下压,最终压到干活的工人身上。
2025 年 12 月,董某、安某、刘某、徐某、赵某俊五人先后赴京,登记反映该项目欠薪问题,主张被欠薪工人 97 人、金额 420 余万元。经逐人核实:四个班组共 68 人,被欠薪 165.57 万元,其中 96.57 万元各方无争议,69 万元尚待总包单位结算确认。核实之外,相关部门还排查出该项目总包口径欠薪 473.29 万元、甲方分包口径欠薪 144.4 万元,涉及油漆、架子、维修、瓦工、混凝土等多个班组。
判决书:1137038.4 元
2022 年 9 月 20 日,王某起诉周某、祁某、建友劳务中心、济南二建四方。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:2019 年 6 月 30 日、2020 年 4 月 22 日,祁某 —— 周某聘用的项目管理人员 —— 两次代表周某与王某签订协议,将项目砌体、二次结构工程分包给王某;工程完工并交付使用后,周某余未按约定付清工程款。经核算,工程总款 3885228.4 元,已付款 2748190 元,尚欠 1137038.4 元。
法院作出一审判决: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工程款 1137038.4 元,支付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,并赔偿保全保险保函费 1200 元;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 20033 元,由周某余负担。
判决作出后,案件进入执行程序。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,执行以 "终结本次执行" 收场。判决书上的 113 万余元,就此停在纸面上。王某一方说:" 周某后来出面了,各方都认了,人社部门对每个工人电话固定了证据,就卡在执行上。"
三张结清证明,一串空头支票
调解并非没有进行。2023 年 1 月,刘某、董某、王某先后与济南二建签署《工程款结清证明》。以王某为例,证明载明剩余未付款 552500 元由济南二建代为支付,其中抵房款 340000 元、现金 100000 元、商业承兑汇票 112500 元。蹊跷的是,几份结清证明上只有工人一方签字,济南二建始终未盖章确认。
2024 年 8 月 30 日,赴京反映问题被劝返的工人与济南二建签署欠款化解方案,对方承诺 9 月 6 日前盘点可抵扣资产、向各班组提供 5 个以上方案供选择;11 月 19 日,三名工人又与济南二建签署协议,约定 34 万元房款分三期代付。2025 年 1 月 18 日,董某与济南二建签订协议书:碧桂园退还 21 万元车位款后先行代付 5 万元,5 月代付 10 万元,9 月代付 19 万元,合计 34 万元;协议写明,支付 34 万元后该项目所有工人欠薪全部结清。王某在同一张纸上写下:"本人情况与上述内容一样,也按本协议相关约定执行。"
协议末尾另有一行字:"待碧桂园签字后生效。"—— 碧桂园始终没有签这个字。
2025 年 8 月,济南二建向董某、王某各支付 5 万元,向刘某雷班组支付 10 万元。这是三年化解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实际付款。其余承诺 —— 车位、分期款、结清证明 —— 逐一落空。
一封复函:"无力垫付"
2025 年 12 月 9 日,高新区 "两拖欠" 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向济南二建下发函件,提出三项要求:安某剩余欠薪拟以车位形式解决,需书面确认车位编号;王某、刘某光、董某剩余欠薪金额及支付方式需书面确认;王某生已结算部分出具结算报告,未结算部分由第三方鉴定。函件要求:2025 年 12 月 15 日 12 时前,加盖公章书面回复。
12 月 13 日,济南二建复函。函件称:对周某的付款已全部完成,工人提供的资料 "无法辨别其真实性",故不能在欠款材料上签章确认;问题长期未化解的直接原因是分包负责人周余未履行责任、失联不配合;建设单位未按专班要求拨款,"付款没有资金基础"。函件同时诉称,建设单位拖欠其工程款两千余万元,公司 "已无法融到资金,更无能力继续垫资,随时面临破产风险"。
一边是 "随时面临破产" 的诉苦,一边是没有盖章的协议、没有兑现的车位、没有落地的分期款。欠薪总额到底多少、最终由谁支付,三年过去,依旧没有答案。
凌晨四点的队列
2025 年 12 月 28 日,董某、徐某赴京的火车票信息触发预警,街道随即成立工作专班,5 名工作人员连夜赶赴北京。劝返从济南西站开始,一路劝到北京南站,工人拒绝随车返回。
次日凌晨 3 时 30 分,董某等三人离开住处,走向登记窗口;4 时许到达时,安某、赵某俊已在那里排队 —— 这一群体已有五人聚齐。街道、劳动监察、市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轮番劝说,从凌晨劝到上午 9 时 35 分 —— 趁工人出来吃早饭,工作人员再次靠前,市、区两级负责同志先后谈话。工人 "执意登记"。16 时 10 分,登记结束,五人由济南二建工作人员陪同返回。
这已是该群体第八次赴京。此前七次,皆被劝返;劝返换来的,是一次次新的协议,和一次次协议失效后的重来。
红手印按下了,工钱还悬着
2026 年 1 月 30 日,各班组工人到高新区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做笔录,对欠薪数额逐一签字认可。同日出具的花名册显示:二次结构班组 18 人剩余 869400 元,钢筋班组 12 人剩余 580000 元,木工班组 12 人剩余 599293 元。有关部门对每名工人逐一电话核实、固定证据。笔录做了,调查做了,对接做了 —— 此后,再无下文。
2026 年 6 月,王某、董某、刘某光三个班组二十余人再次赴京。为劝返,区综治中心向三个班组各支付 1 万元。这 1 万元名为 "化解",实为 "拦访",与 869400 元、580000 元、599293 元相比,杯水车薪。工人们说,区综治办 "迟迟没做任何工作"。
工人要的很简单
农民工的工钱,不是企业的恩赐,不是政府的施舍,是法律明文保护的劳动报酬。判决书作出于 2022 年,花名册按下红手印是 2026 年,中间隔着三年又三年。层层转包把风险推给最底层,一纸协议把兑现交给 "待签字",一句 "无力垫付" 把责任推回给工人 —— 这样的循环,不该一直转下去。
根治欠薪,制度早已画出路线:总包先行清偿、工资专户、实名制管理。真正缺的不是制度,是把制度落下去的力气。该履行的生效判决,要有人盯住兑现;该核实的欠薪总额,要给工人一个权威说法;该担责的企业,不能在 "资金紧张" 与 "破产风险" 之间永远躲闪。
工人要的很简单:干完活,拿到钱。四年了,这份应得的工钱,应当有个着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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